2013年4月，前香港商业电台策划总监黄伯康曾抱怨道：“每当雨季来临，新闻报道便会拍摄水淹、财物损失惨重的上环，但传媒真正要着眼的，应该是导致上环水渠淤塞的因由，而偏偏这一层却无人跟进。媒体本身说故事的能力很强，而最多人爱看的是有关‘情绪’的故事，为了迎合市场便顺理成章去说这类故事。而传媒往往只有时间问问题，没有时间讨论答案，形成‘观点会跟团’的情况，即是大家一窝蜂地说同一观点，或是只是走马看花，未能深入讨论观点，又或者限时限刻。”[1]

　　仅仅一年多之后，香港媒体在诸如此类报道中的表现，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。2014年8月14日下午，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互动新闻台播出一则现场报道《港岛罗便臣道塌树压死孕妇 胎儿取出情况危殆》，引起市民极大关注。人命关天，何况孕妇死于非命、胎儿生死未卜。这则具有突发、显著和人情味等新闻价值要素的新闻，理所当然地引起香港电台和电视台的“抢播”。

　　8月15日，香港各大报章都不惜篇幅，对这一悲惨的突发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。《东方日报》以头版整版、《大公报》以整个A3版的篇幅予以报道，其他各报都在头版做了导读。总的来看，香港各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，没有延续以往的煽情风格以及黄伯康批评的“走马观花”式的肤浅路线，而是在报道事实之外，深挖了这一惨剧产生的原因，并通过跟踪采访，探讨问题的解决途径，从而实践了“解困新闻学”（Solution Journalism,简称“SOJO”）的报道理念。

　　所谓“解困新闻学”，是指媒体不满足于对社会现象的浮浅报道，而是深入新闻事件的背后，挖掘真相、分析原因，并尽可能地找到社会问题或困局的解决之道。

　　在英语世界，“解困新闻学” 并不是一个新词。据美国自由记者苏珊·贝尼希（Susan Benesch）在《解困新闻学的兴起》一文中的说法，早在20世纪90年代，一些美国媒体就开设了相关栏目，并有常设记者。比如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（ABC News）在1996-1997年之间，就每周播出2-3次“解困”节目；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》1998年开出一个“银色子弹”（Silver Bullets）的清单，列出了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假设解决方案。[2]

　　如今，“解困新闻学”在美国方兴未艾。在理念推广方面，尤以《如何改变世界》一书的作者大卫·伯恩斯坦（David Bornstein）创办的“新闻探矿者网”（Dowser ）和解困新闻学网络（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）著名。他将“解困新闻学”的要义解释为：引领读者对世界进行探索、发现之旅，好的解困新闻学包括对观点、事件和社会机构的深度挖掘、批评性的评估。尽管美国一些记者认为，“解困新闻学”不是“公民新闻学”（civic journalism），不是“服务新闻学”（service journalism），但是，由于“解困新闻学”重视通过对公共事务的介入，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，因此，它与同样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致力于报道社区事务的公共新闻学（public journalism）难免产生交集；同时在报道取向上，也符合“深度报道”和上世纪80年代始于西方的“希望新闻学”的理念。美国《圣迭戈联合论坛报》（U-T San Diego）的首任“解困新闻学”编辑凯伦·克拉克（Karen Lin Clark）说过：“我的任务是提供希望……而非仅仅提供信息。我提供的是帮助和希望”。[3]

　　“解困新闻学”的理念可以归结为两个“H”——“Help”和 “Hope”（帮助与希望）。因为通过新闻事件的报道，可以对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帮助，并且予受众以希望。正是因为其解决苦难、困境、困局的报道理念，使得“解困新闻学”具有了选题可策划性的特色。从报道性质上来看，香港“塌树压死孕妇事件”属于突发事件，新闻策划的空间较小，但是在媒体的连续报道中，仍然可以窥见香港媒体的策划逻辑。